“城里一条烟，失地农民吃一年。”全国人大代表、河池市市长杨才寿接受记者采访时，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失地农民所处的生活状态。"对于失地农民，我们是既牵肠挂肚，又提心吊胆。"
６５％的信号
杨才寿代表这种既矛盾又复杂的心绪绝非空穴来风，有着同样"心结"的代表委员并不在少数，造成他们"心结"的共同原因就是土地问题。过去几年，我国各地农村因征地问题而引发多起群体性事件，一些事件还爆发为警民对峙的流血冲突。土地纠纷问题成了农村社会冲突的首要问题，也是当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
2004湖南郴州发生恶性事件，地产商手雷抛向村民。不久，２００５年6月11日凌晨，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一块荒地上发生了一起更为恶性袭击事件：两三百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男青年从大轿车上冲出，手持猎枪、棍棒、钩刀、灭火器，对住在荒地窝棚中的村民展开了长时间的袭击，造成严重伤亡。
造成这两起事件的直接原因如出一辙--土地。记者日前在广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地进行水库移民调研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大批农民良田家园被淹没后，失去土地，加之补偿标准过低，这些特殊的失地农民，四处上访，有的还采取系列过激行为。有数据表明，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
城里一条烟，失地农民吃一年
１９８４年建设的岩滩电站，有近６万移民无安置一分土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北景乡失地农民韦巴峰，家里没有一分土地，全家人每人每月靠３１．８５元的补助生活，买米都不够。他说，想养猪，因没有土地种玉米、红薯，没办法养。想出去打工，又没有技术，加上年龄关系，挣不到钱。平时，只能出去打点零工，每月补贴百把元。生病时，小病拖大病挨。小孩上学前几年经常欠学费，不然只有辍学。
四川省盐边县二滩库区移民黄子力在移民安置中"农转非"，因没有安置工作，"现想当回农民都难，真正"三无"人员"。像黄子力这样处境的人还不在少数。
记者了解到，在"跑马圈地"风、政绩风、攀比风盛行的今天，当一个个高尔夫球场、一座座天价别墅群建起的同时，意味着一群失地农民悲惨命运的开始。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贺大经说，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都曾经采取许多措施安置被征地的劳动力。刚开始时，效果不错，但没过几年，企业大量裁员，工人下岗分流，由于失地农民自身产业劳动技能较低，首先受到冲击。后来各个地方也曾经采取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只能解决一时的"失业"问题。
三大"病"因致使农民生活无着
一方面是失地农民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窘境，另一方面地方官员的提心吊胆、牵肠挂肚。而按照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用、安置补助费用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用"。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失地农民陷入如此的生活窘境呢？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在其提交的议案中明确指出，由于《土地管理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致使失地农民的生活从很大程度上说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周洪宇分析认为原因有三点：首先，征地程序没有合法化。目前，一些地方往往只强调农民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而忽视了农民对征地的知情权和依法获得补偿安置权利的问题。调查显示，农村土地争议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等省最为突出，起因大都是地方政府非法或强制征地。征地审批、公告程序被架空，有的"边斩边奏"，有的"先斩后奏"，甚至有的"斩了也不奏"。
其次，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生活保障问题很难得到落实。安置失地农民的补偿金很少能切实落到实地农民的手里。征地补偿费往往采取层层下拨的方式，所以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截留、挪用的现象在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周洪宇举例说，安徽省农调队抽样调查56个乡镇征占用土地情况，涉及29835户，至检查结束时还有2841户没有得到补偿。
再次，补偿费用偏低。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而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
对此，贺大经委员表示赞同。他说，一方面，征地听证程序并未落实。据我们调查在一个县仅有十分之一的征地履行了征地听证程序，主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一心求快，觉得履行程序麻烦，而这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图快反而慢了，怕麻烦反而带来更大的麻烦！"
另一方面，征地信息公开程度和透明度不高。农民了解征地信息的主要渠道仍是征地公告、征地动员会等，所获信息非常有限。同时，村级自治组织并没有发挥在征地事务上民主管理的作用，征地补偿款的管理和使用不透明、不公开和缺乏监督问题也很突出，村委会、村干部截留、侵占征地补偿款现象时有发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