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机构和散户在发行中的不公平地位，机构通过在询价和认购中的强势地位，获得了不公平的定价权和极高的认购率，并利用中国股市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停的机制，高价套现出逃，这种颠覆公平的做法只能强化“金融抢劫”的心理，打击投资者的公平信心。新华社在最近发表评论抨击新股发行制度，可谓击中要害。

股市信心的真正根源在于严格有效的监管，而证券监管的本质既然在于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夯实市场发展的信心基础，这是目前人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最好机制。而在中国股市，内幕交易之猖獗，市场操纵之危害，都是触目惊心，而违法成本之低，亦触目惊心。监管层一方面没有数据说明打击违法的力度，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开放的心态，没有利用主流体制中的一切合法资源，为投资者的维权活动给予一切制度的便利，比如，投资者不能通过快捷的“直通车”的方式，利用司法途径获得民事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案件的受理设置了不合理的前置程序，并且刻意回避了集团诉讼这种对违法者具有极大震慑力的司法程序的适用，因而，司法在证券监管体制内并没有发挥其自身应有的舒缓情绪和权利补偿的作用。

告别政策市，实现制度的“软起飞”

在中国股市本身的语境下，资本市场的所有问题集中到一点，无非是制度的残缺和监管的诸多缺位而导致的投资者严重的“信心贫血”问题。不改变这一点，动不动去“救市”，甚至为了一时的救急而否定股改的成果，从长期来看，极有可能毁掉18年来股市来之不易的正确理念和制度建设的成果。因此，中国股市面临的最大风险，已经转变成对十多年业已形成的股市哲学和理念的颠覆性选择问题——我们是重新回归“政策市”的桎梏，还是坚持市场化制度建设的努力？毫不夸张地说，这已经成为关乎中国股市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当前，业界已经毫不讳言“政策市”的回归，提出了的救市措施，无论是限制“大小非”，“平准基金”，降低印花税，以及融资融券，这都只是应急措施，而且从长期来看，对中国股市毫无益处。新华社的评论指出，用制度来保障股民的财产性收入，是一次重大的理念嬗变。我提出如下六大制度建议：

(一)创设制度平台，加快“大小非”流通。在制度建设上不要去限制，不要去踩刹车，给“大小非”一个良好的制度预期。“大小非”和其他投资者一样，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合法投资者，而目前的情绪似乎将“大小非”视为资本市场的破坏者而不是参与者和建设者。因此，从法治的角度而言，任何制度措施的出台，都不应该带有对“大小非”的歧视性规定。为了暂时的稳定，牺牲契约精神和法治原则，随意限制已经获得的合法流通权，显然是用一个错误来纠正另一个错误。我建议通过完善大宗交易制度，建设场外交易市场，简化并购程序，完善回购制度等方面给“大小非”流通多挖沟渠，而不是堵塞。特别是一定要简化并购的成本和程序，简化审批，让并购成为“大小非”流通的主要途径。

(二)改革发行制度，建设起点公平，切断利益输送。首先，在发行的时候，不要制造新的“大小非”，建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要超过35%。这是挤压泡沫的第一步，其次，学习香港的发行制度，在发行中给散户更多的倾斜，让散户的中签率高于机构，在新股上市的时候设立涨停制度。把新股的定价权真正交给市场，而不是利益链条上的机构，避免金融抢劫。

(三)真正完善税负。眼睛不要只盯着印花税，而是以税收为杠杆，调节各方的利益和行为。目前中国的股市税制很不合理，比如，从所得税来看，非但没有弱化投机倾向，反而助长了投机势头，从公司税后利润分配的股利，投资者要缴20%的所得税，而买卖股票无需缴纳资本利得税，这严重削弱了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的积极性，也给了上市公司冠冕堂皇的不分红理由。我建议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实行税前扣除，同时，对机构投资者按照其持股年限征收资本利得税，另外，彻底废除印花税的政策调控功能，政府承诺不再调高印花税。

(四)证监会要权力简单而超脱。深交所公布的《2007年证券市场主体违法违规情况报告》认为，证监会的权力过大是目前证券市场动荡的权力根源，可谓一语中的。我们建议中国证监会成为一个权力简单，有所作为的证监会。我们建议将证监会的行业准入、业务审批、发行审查等审批权完全交给市场；将股票指数涨跌的观察权交给人民银行行使；并实行证监会人员的专业化，使证监会成为一个权力简单但超脱、强有力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