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失火搬家，就怕死爹死妈”，这是时下在一些农村地区比流行歌曲还要流行的一句话。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想尽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今天的农民相对富裕起来了。但由于在红白喜事特别是丧事上相互攀比，大操大办，结果使好不容易才富起来的家庭一夜之间又落得一贫如洗，而且外债累累。一些农民苦不堪言：“如今的政策让我们富了，爹妈的死又把我们扯穷了！”

现在，农村的老爹老妈死了，办一场“最见不得人”的丧事，开支也得万元左右，但不管怎么说，下面的“起步价”一分都不能少：

寿棺1500元，寿衣寿帽400元，生活费（含烟酒糖菜）4500元，烧纸200元，鞭炮200元，道场费 500元，抬丧砌坟工资500元，树碑（含石匠及碑文写、刻工资） 2000元，合计9800元。

至于什么样的丧事才算“见得人”，标准当然是“上不封顶”的，只要有钱，想怎样体面、怎样排场都行。眼下，已经有人不惜花上千余元买来高档手机上号后当作陪葬品与父母的遗体一同下到阴曹地府，且孝男孝女们隔三岔五地去电信公司为其象征性地交一些话费，如果拨打这个手机号码，电脑的语音回答自然不是“暂时不在服务区”，就是“关机”（其实，它永远也不在服务区或永远关机），至于死去的父母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使用了这部手机，这恐怕真的只有鬼才知道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办一场标准仅为“起步价”的丧事，但钱大都是儿女们挖空心思费尽口舌借来的。众所周知，除了暴病和意外死亡外，绝大多数老父老母都是经过久病之后去世的，患病期间，儿女们已花光所有积蓄甚至借债（其实，有此孝心便足矣），而一旦老人跨鹤西去，料理丧事的费用就得靠向亲朋举债或银行贷款乃至用高利贷来解决。办丧事当然有些人情收入，但按农村现实的礼尚往来，人情总收入一般都在几百或千元左右徘徊，这点微不足道的收入，还不够偿还父母治病时欠下的外债，再说，这个数目与巨大的丧事开支相比，不过杯水车薪。同时，人情也是债，那是要还的。

据调查，农村一场丧事的起码负债额大都要突破8000元，而从目前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来看，除了有意外收入或从事高收入的第三产业的暴发户外，一个家庭除去必须的生产、生活开支，再加上诸如话费、人情往来等“软”支出，每年偿还外债的能力顶多在1000元左右（贫困地区远难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按上述的起码负债额为计算标准，即使排除任何天灾人祸的可能和不计算任何利息，就需要用整整8年时间来偿还，而在父亲（或母亲）去世后丧债尚未还清时，母亲（或父亲）亦会去世，自然又是“治疗—丧事—债务”这样一条令人窒息的“黑色生产线”。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偿还父母的丧葬债，最乐观也得16年，如计算利息，至少得20年，倘若缠上高利贷，也许到死都还不完！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的丧葬债问题不仅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而且已经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如兄弟反目成仇，亲朋翻脸不认，夫妻分道扬镳，民间债务纠纷急剧上升，偷抢骗诈的刑事案件频频发生等等。

到底是什么使得农民在父母的丧事上拼死拼活地相互攀比？农民坦言：一个“脸”字！张三的爹下葬花了一万元，李四的妈死了，只花九千，做后人的脸往哪儿放？如此推而广之地比着葫芦画瓢，且越画越大，导致有钱的大办，没钱的借钱也要大办，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便出现了今天这种可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