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红军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

战略转移已然迫在眉睫，但中央红军无论往哪走、怎么走，都要跨过敌人重兵把守的层层封锁线，再不有所作为，红军将难逃覆灭的命运。

此时的周恩来，有个大胆的设想：从敌人内部打开缺口，让一部分敌人不要进攻，尽可能减小突围阻力，这个想法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怎会有人冒着“通共”的风险，给红军减压呢？

别说，还真有！

陈济棠，粤系首脑，与蒋介石一直存在矛盾。1927年南昌起义后，陈济棠就曾与南下的起义军交战过，在汤坑战役中，他的部队被起义军打得死伤惨重。

时间虽过去了7年，可“挨过揍”的阴影仍在，红军即将战略转移的消息一传到陈济棠的耳朵里，他难免担心“噩梦重演”，因为这次面对的可是十万红军主力呀！

不仅如此，陈济棠更不愿意看到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以“进剿”为名插足粤系地盘，自己的政治利益就会受到根本性动摇，所以希望能和红军展开谈判。

1934年10月6日，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一副“商务style”赶到约定会合点，并由粤军的一个特务连护送，前往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经过几天几夜的紧张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五项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借道。

周恩来先前看似不可能的设想竟成为现实，根据协定，红军不进入广东腹地，粤军也不顽强阻击，就做做样子演演戏。双方只发生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局部战斗，封锁线较为顺利地通过了。

这次谈判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凭证，陈济棠是死不承认，红军方面也一直严守这个秘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老革命家何长工的回忆录出版，这段历史真相才被世人所知。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哪怕对方是曾经的敌人。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的一个原因，“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想用“一石多鸟”之计，在“剿共”的同时消灭各地异己军阀，而红军则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灵活穿插，这是长征胜利的原因之一，也是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典型案例。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是永恒的主题。统一战线，不仅搞革命需要，搞建设、搞改革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