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党的百年历史是苦难中铸就辉煌、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百年历史中，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始终坚持自身底色，与红色政权同色，在确保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新中国金融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近日，南国早报记者走进广西钱币博物馆，聆听那些见证历史的文献资料、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回顾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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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大有来头的

红色银锭

在广西钱币博物馆三楼《传承红色基因 共享百年荣光——红色金融历史展》的一块展板上，有一张并不起眼的银锭图片，但背后却大有来头。专家告诉记者，这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使用过的银锭。

广西钱币博物馆综合科科长周俏梅介绍，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百色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1930年2月1日，又发动了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八军左江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1930年9月下旬，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为解决红七军北上军费，自制了银锭，每锭约重三两，就是展板图片上的那枚银锭。

“非常可惜的是，这枚银锭目前没有发现有留存下来的实物。”周俏梅说道。红色革命文物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信息宝藏，是保护、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主要媒介和渠道。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很多革命文献文物没办法留存，这令后人非常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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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使用过的红色纸币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举世闻名、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广西钱币学会会员赵爱国介绍，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北部的灌阳、全县(今全州县)、兴安、西延(今资源县)和龙胜五县时，也发行、使用过一次红军纸币，只是由于时间较短、金额也较少，因此鲜为人知。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编著的《长征路上——中国工农红军过广西图文集》一书中，引用了开国上将李聚奎撰文《长征中的红一师》的相关内容：“湘江一役，虽然全军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不怕牺牲，英勇苦战，最后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部队拖垮了，一些部队打散了;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被扔进湘江里了，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为3万多人。”

“其间还发生了一些小故事。”赵爱国说。1934年11月26日，先头部队进入灌阳县文市镇，使用苏维埃纸币向当地人称为‘唐老爹’的小贩买东西。唐老爹从来没见过这种钱，担心钱无法兑换使用，他忧心忡忡，赶紧收起摊子回家，一晚上睡觉都不安稳。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红军在文市镇张贴布告，老百姓收到的苏维埃纸币，可以兑换成银毫。唐老爹听到消息后，马上拿着口袋里的苏维埃纸币去兑换。

唐老爹的经历，很快在周边传开。后来，红军的纸币在文市镇自由流通起来，也极大树立了红军在当地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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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滇黔桂边区货币

广西钱币博物馆的《红色金融历史展》展品中，还有两枚意义不凡的红色货币——滇黔桂边区贸易局流通券壹元、滇黔桂边区纵队革命公债券中银壹元。

“这两张券可谓十分珍贵。”据周俏梅介绍，1949年，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以滇黔桂边区贸易局名义印制发行滇黔桂边区贸易局流通券，解决部队经费困难问题。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司令部以贸易局流通券加盖戳记方式发行云南人民革命公债券，筹集资金，为解放军给养提供保障，有利于加速大西南的解放。

广西钱币学会会员梁绍甫说：“滇黔桂边区货币没有能够大面积使用流通，客观来说，也是因为1949年中国就解放了，全国开始统一使用人民币。而在广西使用过的红色货币，据记载，只有红军长征经过广西5个县中的灌阳县文市镇使用、收兑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币券。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被后人铭记。”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发行红色政权货币、开展货币兑换等金融活动，为筹措资金支持革命斗争和中央苏区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采访中，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参观，不少市民表示，红色革命文献文物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实物表达，也是伟人英烈留下的财富和精神灵魂。红色革命文物为后人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化、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科学指引。

市民参观广西钱币博物馆举办的《传承红色基因 共享百年荣光——红色金融历史展》展览。 广西钱币博物馆供图

广西钱币博物馆关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记载。图中的银锭即为红七军前敌委员会自制的银锭。 南国早报记者 周婉贞摄

滇黔桂贸易局流通券和云南人民革命公债券。 梁绍甫提供藏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广西钱币博物馆展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纸币（广西钱币博物馆展品）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 图片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