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

杭州开庭的一起“民告官”案件，

引来众人“围观”。

杭州中院二审一起行政诉讼案。

被告席上，

坐着杭州市副市长宦金元。

前来旁听的，

有杭州市政府各部门负责人、

县（区、市）分管领导、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200余人。

这次，

为什么有市领导出庭应诉？

这类案件，

为什么总是引来这么多人“围观”？

当天案件的争议点，原本是一件小事。

徐某某因为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2021年6月被杭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被责令改正并罚款45万元，同时向他邮寄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但徐某某一直没有履行。直到2022年1月，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出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徐某某向杭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表示自己没收到快递。 

杭州市政府调查发现，虽快递单上签收的“徐某某”并非他本人所写，但根据送达地址确认书、快递人员投递前的电话确认等情况，根据日常经验可认定文书已送达，于是以超过复议期限为由，驳回了徐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徐某某诉至上城法院。法院一审认为，杭州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驳回徐某某诉讼请求。徐某某不服，上诉到杭州中院。 

这次开庭，徐某某表示已认识到此前环境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表达了协调意愿。杭州市政府也表示，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愿意在法院组织下进行协调。

由于快递签收的一个小细节，相关争议却不断放大，最终酿成行政诉讼。对此，宦金元在庭审中表示，行政机关要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理念和“细节决定成败”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防范行政执法风险。

对市领导坐上被告席，外行看热闹，内行看的却是“门道”。可以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一环，既有利于更快、更好地解决矛盾纠纷，又能进一步保障公平正义。

 全国首个“民告官”案件，就发生在浙江。

1988年，苍南县舥艚镇农民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造了3间三层楼房，但县里以房子建在防洪堤上为由，将包家已竣工的楼房炸掉了1米多。包郑照将县政府告上法庭，时任苍南县长黄德余出庭应诉。

这起案件有多轰动？法院第一次开庭时，“黄牛”将旁听证炒到了200元一张，高于当时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包家将孙子取名“包诉讼”来纪念那场官司。

包郑照并不是一个人。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一样拥有了这样的法律维权意识，国家层面也在迅速作出反应，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4月颁布。

可以说，“民告官”是时代进步和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正处理政府与群众关系的一种透明且令人信服的方式。

有数据显示，从1990年起，全国“民告官”案件急剧增多，2007年首次突破10万件。

2014年11月，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新增了一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2020年6月，最高法院又发布规定，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予以细化。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

不仅如此，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还可对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一场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庭审，成为领导干部最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民告官”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发展背景，折射出地方政府从“官本位”向“民为先”理念转变，也反映了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过渡。

大禹治水，功在疏导。

行政诉讼虽已十分便捷，但并不是所有群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都要靠“民告官”来解决。更本质、更高效的，是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

有法律专家说，“民告官”案件往往胜诉率不高。但只要有胜诉，就提醒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识不能减弱，要深入反思、举一反三，做到不留死角。

涉及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制度很重要，是保障，而对每个个体而言，实实在在的结果更关键。而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终意义，莫过于让“民告官”背后的无奈，少一些，再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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