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大批文化人辗转千里,会聚于桂林。他们以笔为枪,以纸为阵,让桂林在烽火中崛起为一座抗战文化城。这是中国抗战史上最独特的战场。
在这座用文化筑起防线的城市里,有一个身影格外令人动容——他就是作家艾芜。
1939年1月下旬的一天,艾芜携全家挤在湘桂铁路的难民列车上,穿越硝烟弥漫的崇山峻岭,终于抵达桂林。初到此处,他便匆匆赶往太平路12号的救亡日报社。在友人的帮助下,艾芜一家暂时在报社安顿下来。
当时的桂林城里,文人墨客的生存境况格外艰难,艾芜也不例外。面对生活重压,艾芜不得不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在桂林的5年里,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写作,敌机的轰炸从未让他停笔。
文丰义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副馆长
艾芜每天身上披着一个布袋,同时要拿个小板凳,飞机轰炸的时候,马上进入岩洞里面。进入岩洞里面,也是坐着小板凳不断地写,心无旁骛。
当艾芜的笔在防空洞里书写着民族的觉醒,另一场文化的突围正在榕荫路上演。
1939年,在广西大学校长、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马君武的邀请下,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携全家踏上桂林这片热土。
1940年3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欧阳予倩被任命为馆长兼戏剧部主任,并主持建设了广西艺术馆剧场,在此举办了中国戏剧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西南戏剧展览会。
这是欧阳予倩在号召举办西南剧展之前,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来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
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来自桂、粤、湘、川、滇、闽、赣、鄂八省的戏剧团队相继奔赴桂林。
欧阳维
欧阳予倩外孙
当时是非常艰苦,首先是各个剧团从各个战区来不容易,没有路费,他们自己凑的,有的是走过来的。
在随后的3个月中,西南剧展演出不断,广大戏剧工作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借古喻今,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也讴歌了中国军民积极抗日的英雄业绩,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唤起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
然而,西南剧展高涨的气氛,很快就被日军的炮声打破。
这年6月的一天,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广西省教育厅打来的。原来,国民党军正在衡阳与日军激战,如果衡阳失守,日军势必会南下直逼军事重镇桂林,教育厅命图书馆立即清点图书,做好疏散准备。
危急存亡之际,代馆长黄远智决定进行大转移。他让馆员们拆掉书架,做成书箱。每个书箱都装得满满当当,近30万册图书打包好了,但黄远智辛苦找来的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四分之一。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7万多册搬上了船。
战乱危局,前途未卜。船队沿着拥挤的漓江顺流而下,前往下游的昭平县。在昭平县富裕村,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之后又听说日军有进犯昭平之势,就把图书转移到了更为偏僻的裕礼村。
曹旻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 副馆长
形势逐渐紧张,和当局失去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馆员都没有想要卖书,他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这八字凝成的誓言,支撑着这群桂林读书人度过了最黑暗的岁月。为了生存,这群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苦苦坚持了一年多。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这些守护者们紧紧抱住书箱痛哭,经过300多个日夜的煎熬,终于等到了黎明。
战后的桂林古城满目疮痍,九成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了灰烬。但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图书,却没有一本遗失,7万多册书完好地回到桂林。
这7万多册完好归来的典籍,每一册都被郑重盖上了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这抹蓝色,是焚城烈焰中不灭的文明星火;这方印记,是中华文脉最骄傲的勋章。
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和平发展的今天,桂林的文化品格始终如一,既守护着历史的记忆,又孕育着时代的创新。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迸发出的文化力量,也诠释着文明薪火代代相传的永恒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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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文化城》
之
《烽火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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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冰欣
责编 唐海波
审核 刘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