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阴曹地府”“牛头马面”等与死亡相关的形象，大部分听起来就让人感觉阴森恐怖。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对死亡这一话题是很忌讳的。清明节前夕，南国早报微信公众号就如何看待死亡这一话题发出了随机调查问卷。1000多名网友参与了本次调查，其中既有年轻的“90后”，也有“50后”老人。问卷结果显示，随着公众受教育水平、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许多人对生死的看法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不再避谈生死，身体健康的时候就立遗嘱，甚至到殡葬服务机构去参观，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南宁新阳真情养老院的特护（临终关怀）区，医务人员在为老人做检查。 南国早报记者 罗暘摄
1.多数人不再谈“死”色变
数据：七成受访者不忌谈生死
面对“死亡”，参与者的态度较以往刻板印象中“避讳”的态度已有转变。数据显示，仅有 9%的人群选择了“恐惧死亡，忌讳谈论”。更多的人，则认为“死亡是和出生相对的，是生命的终结”或“死亡是生命的归属，是生命的重要部分”，持有这两种观念的参与者占比分别为36%和 35%。另有 13%的参与者“没有考虑过死亡”的问题。与之相随的，是人们对于葬礼的态度。有五成参与者认为，葬礼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另有 13%参与者则认为，葬礼是件可怕的事情。
说法：参观殡仪馆为自己身后“打前站”
3月底，南宁市殡葬服务管理处举办了一次公众开放日活动。数十名市民在南宁市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该馆的守灵楼、遗体冷藏化妆车间等区域，还参加了一场模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参观者中，虽然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但也有近十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队伍中格外显眼。据了解，他们都是主动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
上了年纪的老一辈，更容易受传统观念影响，他们为何要主动到殡仪馆来参观？面对南国早报记者的提问，几位老人都很坦然。黄女士表示，自己已经70 多岁了，俗话说 70 岁是“古来稀”，对死亡已没什么害怕的了。报名参加活动，主要是因为好奇。之前参加过几位老朋友的告别仪式，但仅限于在告别厅活动，没有这次那么深入。
还有老人的想法让人感觉更“大胆”。韦女士年过六旬，看起来身体健康。她解释，来殡仪馆参观，就是想给自己身后“打前站”的。她打算详细了解后，再提前把自己处理后事的意愿都写到遗嘱里，“让他们（子女）按我的意思办，比如我不喜欢菊花，告别仪式上就不要放菊花”。
这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医院里。自治区人民医院精神心理临床康复中心副主任黄玲告诉记者，70 岁以上的老人立遗嘱要做精神鉴定，评估是否拥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意识是否清醒。以前，前来做鉴定的老人一年也就一两例，但近两年，每个月都会有一两例。广西社会心理与医学心理学者王翔南教授认为，随着科技进步，过去的一些迷信思想被破除，人们能越来越理性地看待死亡，因此，也就不再谈“死”变色。
2.仅少数人愿意被“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数据：近半数受调查者认为生存质量和陪伴更重要
若至亲即将离开人世，人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在调查中，46%的参与者认为，帮助患者提高生命质量，“尽量增加陪伴他（她）的时间，走好最后一程”更为重要。也有 15%的参与者表示，将至亲“送进重症监护病房尽力抢救，能多延长一分钟的生命就尽最大可能，不留遗憾”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仅有8%的参与者选择“如实告知当事人，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当临终之人变为参与者本人时，他们的选择发生了变化。此时，参与者更多希望亲人“顺其自然，平静面对”。而此时，希望亲人将自己送进重症监护病房、尽力抢救的参与者仅剩2%。
说法：抢救方式患者或家属可提前选择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这句话曾被许多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挂在嘴边，以拖延患者走向人生终点的时间。广西红枫叶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彭绍凤，曾在区内一家医院供职。她回忆，该院多年前收治过一名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从医学专业角度看，已没有再抢救的必要。但由于家属坚持，患者在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完全不能说话和自主移动的情况下坚持了近两个月。她认为这就是患者家属无法坦然面对患者死亡，要求过度抢救的典型。
彭绍凤说，据她观察，现在的医护人员意识更先进一些，在交代病情时，如预计疾病已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预后（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理和结局）也相当差的，会如实告知家属，由家属做选择。同时，医保单病种付费等政策的推行，使得医院也不再追求过度抢救。越来越多的患者家属，也开始意识到过度抢救没有必要，会主动选择在适当的时机“放手”。在区内少数具备医养结合资质的养老机构，会在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时候，就与老人家属谈话，提前确定当老人出现危急情况时，是否需要采用气管插管等有创的抢救方式去人为延续生命。
不过也有人认为，在真正面对死亡时，如何抉择仍旧是难题。早在3年前，林女士便经历了这样的抉择。林女士说，当时，父亲被发现患上肺癌中期。在选择治疗方式时，家人几番争执。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让父亲进行了放射性治疗。林女士说，得知至亲身患重病，要完全平静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见过了治疗的痛苦，若是之前的情况再次重演，她会让父亲自己选择最后生活的方式。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表示，尽管很多人都说希望在家里平静的离开人世，但实际上，更多的患者往往是在医院的病床或抢救的手术台上辞世。一方面，病人家属对身患重病的亲人有愧疚感，若不做积极的治疗，总觉得于心不忍或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在医疗体系中仍存在一定的观念误区，即病人的死亡就是医生的失败。两者相互作用，导致很多治疗只求延长生命，而将生命和生活质量放在了后面。
3.成年人的生命教育有待补缺
数据：超六成被调查者从未与家人探讨过“死亡”
在调查中，有45%的参与者认为，对于“生”和“死”的看法来自于个人经历；另有37%的参与者认为来自于父母。仅有 5%参与者认为自己的生命观从学校教育而来。参与者中，与家人谈过“死亡”话题的参与者不足四成。
说法：公众缺乏专业的生命教育
汤女士第一次与父母谈论“死亡”，是在大学二年级。那年，爷爷去世，正逢学校期末考试。直到她寒假回家，父母才告知了这个消息。汤女士没能见到爷爷最后一面，非常难过。也是那时，汤女士和父母非常认真地谈到了死亡对于自己和周围人们的影响。汤女士认为，正是之前对“死亡”避而不谈，家人并不能了解爷爷的去世，对于她的影响，而最终让她有了终身的遗憾。
彭绍凤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次提到“死亡教育”这个词。她说，死亡教育在一些发达地区做得比较好。养老院里被认为将不久于人世的老人，以及临终关怀医院里的患者，会有社工帮助他们对人生历程进行回顾，协助他们完成临终前的愿望，让老人得以坦然面对死亡。在社区，还有来自临终关怀医院的专家，为居民们讲解如何看待生命，以及如何面对生命的最后阶段等问题。
黄玲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正是人们不愿去谈论它的原因，而恐惧来源于“未知”。“就像出门自驾旅游，若对前路一无所知，肯定会感到不安、焦虑。”此前，一些患上癌症的病人感到焦虑，到医院做心理咨询。一方面是对死亡未知的恐惧；另一方面，是担忧自己辞世后，亲人的生活无法安排，由此产生焦虑。黄玲表示，若身体抱恙，在意识清醒时，尽量把后事交待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患者亲人，也应尽量进行引导。那么，患者对于家中成员未来的生活状况能心中有数。这就像自驾游前拿到了地图，对路况有所了解，即便知道前路崎岖，也能多些安心。
心理学者王翔南认为，和西方不同，目前国内对于生死观的教育远远不够。在此背景下，和家人谈论死亡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正如此，人们离开人世时，大多都带着恐惧和痛苦，非常无助。王翔南表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更应在全社会从哲学、医学等方面，开展生命观教育，教人们辩证地看待死亡，进而减轻病患和亲属对死亡的恐惧、减小心理上的负担。
据了解，目前在区内外的一些理念比较先进的养老机构和肿瘤专科医院，已经开始将死亡教育纳入健康教育的范畴，面向特殊人群组织讲座。自治区民政部门今年将在区内20个试点机构开展临终关怀试点，死亡教育，也将是试点的内容之一。
来源丨南国早报记者 罗暘 雷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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