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节雨纷纷，我突然想起了烧酒伯。

之所以说是想起，而不是怀念，是因为他在我心目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可怕的、让人厌恶的形象。打从我记事起，看到的他，眼睛永远都是通红的，口齿永远都是不清的，步履永远都是不稳的，神智当然也不会清醒，家里亲戚因此呼他“烧酒伯”——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他是我的二伯，而不是“烧酒伯”。

烧酒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连他的亲弟弟——我爸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爸说，小时候的二伯，是爷爷奶奶五个孩子中最得宠的。爷爷奶奶早早为他张罗了婚事，还把老房子留给他，可惜他嗜酒如命，终日与酒为伴。我那传说中的二伯母在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后悄然离去，这之后他更加闲云野鹤了，把孩子扔给爷爷奶奶就撒手不管了，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别的酒鬼是一天三顿酒，他是早上醒来第一口喝的是酒、睡前最后喝的一口还是酒，可以说，酒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每天可以不吃饭，但不能没有酒。干活得的一元几角报酬，全部被他换成了廉价的米酒，他把酒像喝开水一样灌进肚子里。可怜他的两个孩子，从小颠沛流离，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全靠亲戚接济拉扯长大。

从我记事时起，烧酒伯的大脑已经被酒精摧残得差不多了，已经没有体力干活去换取酒钱了。那时我家在县城，他住在离县城十几公里的乡镇。每过几天，他就会步行到县城，到我家或者四叔家讨酒钱，顺便吃一餐饱饭。我记得他每次进门，都是手舞足蹈地掏出一个歪歪扭扭有虫眼的苹果或者发黑的芭蕉塞在我手里，然后就一手拿着一瓶三花酒，一手打着醉拳，嘴里不停地大声嘟囔着，浑身酒气踉踉跄跄地满屋子找凳子坐下。隔壁小伙伴一看到他来我家，就会在我身后起哄：“你的烧酒伯来啦，还不快给他倒酒去！”我爸每次都很无奈地接待他，给他三元五元，我妈则吓得不轻，做饭的手都是发抖的。那时我是多么恨他，甚至狠狠地诅咒过他。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们搬家了，搬家后我最如释重负的事情就是烧酒伯找不到我们了。可后来，也许是他去原来住的地方找的次数太多了，有人把他带到我们的新家，那时我已经上初中。一天放学回家，蓦然在门外听见那嘟嘟囔囔像磁带被卡住一样的声音，我感觉脑袋“嗡”地一声变大了。进门后，我看到烧酒伯还是那身不变的装扮——一身耐磨耐脏的旧军装，不管天气多冷，一件单衣里面套一件续了好多种毛线上去的“彩虹”毛衣，光脚套一双破解放鞋。看到我进来，他突然停住了嘟囔，沙哑地说了一句我平生第一次听得清楚的话：“这是阿冬吗？”也许在他眼里，我还是小孩子的模样，现在却突然比我妈还高了。他甚至想过来摸我的头，我却惊恐地逃脱了。等他走后，我看到桌上依旧有一个蔫蔫的发黑的芭蕉。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后来，他的两个孩子也长大了，不时也能接济他一些钱。而且听说有一个好心人请他在深山里帮看林木，供他一日三餐，每个月给几十元工钱。我爸带过一些御寒衣物去看过他两三次，说他在山里还是挺自在的，就是改不了酗酒这个毛病，但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作为他的弟弟，我爸也算略略放下心来。

2007年12月，冬至前两日，很冷的一天，我正在上班，我爸打电话来，说了两句其他话，突然说：“你还记得烧酒伯吗，他死了。”我愣了一下，问：“是喝酒死的吗？”我爸叹气说：“还是死在这个酒上。大概是快到冬至了，老板给结了几十元工钱，他高兴得连夜下山买酒，一边喝一边往回走，可能是醉倒了，也可能是摔倒了起不来。天气那么冷，第二天被人发现时，已经没气了……”

我也跟着我爸叹了口气，然后默默地挂了电话。不知不觉间，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泪眼朦胧中，我似乎看到一个发黑的蔫蔫的芭蕉，放在我家的餐桌上……虽然我从来没吃过他买给我的任何一样东西，可我听我妈说，他不管怎么醉、怎么糊涂，心里永远记得自己弟弟家有一个小女儿，宁可冒着寒风冷雨，走上十几里路，只为省下一元钱车费，给我买一个水果——卖水果的人都欺负他，一元钱只给他一个烂水果……

可怜可悲的烧酒伯，在人世短短六十三年，浑浑噩噩大半生，他为酒而活，因酒而死，连一张相片都没有留下。他在世时，我几乎忘记还有这个人，死后我才想起他。我从没有叫过他一声“二伯”，借此小文，特意纪念我的二伯——烧酒伯。（韩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