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广西大学在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文章，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王丕建：著名的动物繁殖学家
战争年代艰难的求学路
王丕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玉版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八岁进私塾，成为王家第一个读书人。1930年，王丕建进入厦门市同文中学读书，上学的六年中，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日战争。这些重大事件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决心发奋读书。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不但在学习上要作努力的探讨，同时在人格道德上、品性上，要作极大的修养，使自己成为完全之人，将来毕业时，为社会服务，造福于社会。”高中毕业那年，正值日军占领台湾四十周年，学校组织学生到台湾参加庆祝活动。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于是和班上另一位同学拒绝到台湾去。
1936年，王丕建考入福州协和大学，主修化学。协和大学创办于1915年，校址在福州的魁岐，位于闽江之滨，鼓山之麓，环境幽静，绿树成荫，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学校的校风很好，教师治学严谨，学生勤奋学习，学术氛围很浓。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协和大学搬到闽北邵武。外族入侵，民族危急，中国大地很难安置一张课桌。在1937年末，王丕建被迫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在玉坂小学当了一名教师。但是，他还是想读书，他有文章回忆：“然而，被中断的大学生活，却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我求学的欲望。1938年冬，我又回到协和大学学习，改学农学。”
国将不国，读书谈何容易？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不少同学纷纷离开学校， 到地处西南的大后方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求学。于是，王丕建于1939年夏与李魁岸、王约翰两位同乡，结伴前往内地求学。
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沿海一带公路已被破坏，他与王约翰只好从福建泉州步行，经永春、德化、大田、永安、连城等县，到闽西的长汀，与李魁岸集合，再一起坐汽车经江西的瑞金、赣州，到达曲江。这时他们从报上得知，广州与武汉已经沦陷。大好河山竟无处栖身，三人商量后决定到广西去。就这样，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辗转了一个多月，才来到广西桂林。
离乡背井的王丕建，这时得知家乡的亲人生活艰难、弟弟失学在家后，不禁掉下了眼泪，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就在今日发誓，他日一定要培养一切的弟、侄，都到大学毕业，以报今日父母养育之恩。”
到桂林的当天，王丕建就碰上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们随着避难的人群躲到七星岩里，才免于一难。在桂林，他们打听到国立广西大学有不少名教授，是个求学的好地方。于是，他就报考了广西大学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插班在二年级。王约翰则报考机械系，而李魁岸却继续往四川走，报读了华西医学院。但农学院却不在桂林，而是在柳州郊区的沙塘。
沙塘：抗战时的“中国农都”
广西大学农学院原在梧州，校园土地面积不大，农林牧难以发展，加上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柳州处于后方，也比较稳定。因此，西大农学院迁柳的决定，也深得全院师生赞同。而柳州沙塘当时是广西最完善的农林科学研究中心，闻名于国内外，被称为战时的“中国农都”。
中国农都的形成，有两个历史人物不能不记：一个是伍廷飏，一个是后来的马保之。
伍廷飏（1893—1950），容县黎村镇人，民国期间官拜中将衔，解除军职后一度很是苦闷，便到日本去考察。他把两地农村作比较后，深感中国农村破产严重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危急，中国必须以农立国，广西必须以农立省。他后来做过柳庆垦荒局局长兼广西农务局局长等行政官员。民国初年，沙塘一地野草丛生，人烟稀少，土匪出没。新桂系统一了广西，志在有所作为，为加速地方建设，由时任广西省建设厅厅长伍廷飏来柳州策划，主持修建柳州第一条公路——柳石公路，然后在沙塘大搞垦殖业，成立了一个农村建设试验区，规划、修建了试验区的公路与街道，并从桂南的岑溪、北流、桂平、平南、藤县、容县等县，迁移两千多人到沙塘、石碑坪、无忧等地来开荒，让“无地之人”进入到“无人之地”。如今，在沙塘镇有一个屯名叫“垦村”，住的几乎全是岑溪的移民，讲的是客家话。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华北、华东、华南的大批农学专家、教授，荟萃沙塘，建立了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试验所广西工作站、农林部广西省推广繁殖站。主持人是马保之，他是马君武的长子，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试验场站的很多负责人就是他国外的同窗好友，如从事农化的黄瑞纶博士，从事作物研究的张信诚博士。马保之在沙塘在这个不大的地方，开设多个研究试验课题，取得了大批重要研究成果。1937年9月，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加盟沙塘，阵营更是强大。彼时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校刊载文，称沙塘“是中国战时后方唯一仅存的农业试验中心”，并冠以“农都”之称——“农都”一说，由此而来。
▲马保之教授（铜像）
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境内共有耕地、果园、林地、荒地2万多亩。从1927年起，经过多年的垦荒造林、兴水利、修公路、办学校，把原属人烟稀少、土匪横行之地，办成了一个“国人称扬、闻名已久的新兴事业”。
当时西大农学院设有农学、森林及畜牧兽医三个学系（有书说是农艺、园艺、农业经济三个系），各系均设有研究室。此外，还有农场、林场、牧场、兽医院、植物研究所、仪器室以及图书馆等。由于西大农学院未受战时长途迁移的损失，一切设备甚为充实，贵重仪器甚多，各种显微镜就有七十多架，还有切片机、电气仪器等；标本模型也甚丰富，单是装贴完竣并定有学名的植物标本，就有一万四千张。在王丕建毕业的第二年，即1943年，全院学生有二百二十五人，教职员八十二人。已毕业的学生被评价为“服务国内各农业机关，均能以刻苦耐劳著称”，很受社会的欢迎。
在沙塘，不管是中央的农业单位，还是广西的农业机构，或是广西大学农学院，“系统虽殊，目标则一，故彼此间之工作力求取得密切之联系，以期人力财力得以充分利用。”
精英人才的聚集，是沙塘成为战时“农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局对于人才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作用；在学术上，允许有较多的自由研究与讨论的学术环境。《中国科技史》第十三期记载：
在工资待遇上，知识分子一般都优于政府官员。大学教授薪俸分为九级：一级500元，二级470元，三级450元，四级420元，五级400元，六级375元，七级350元，八级325元，九级300元。初级教授者自第六级到第七级起薪。担任教授著有成绩者，每二年得晋一级，至第一级止。
可相比较的是当时军政官员的薪金，“省主席和各厅厅长每月支薪俸300元（法币150元）”， “军部里和省府各机关的待遇，都是很刻苦的，专门人才和学校教员比较优待，专门人才最高可拿到五六百元”。正是这些措施的实施，才能使沙塘拥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范柏樟、黄启文著《抗战时期的中国“农都”——沙塘》）
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在沙塘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并担任高级技术职务的，共有六十五人，其中有十四人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是马保之、冯学堂、孙仲逸、汪振儒、严家显、寿标、吴绍骙、陆大京、郑庚、周明牂、黄瑞纶、黄亮、张信诚、熊襄龙。他们中有十二人任广西大学教授或兼职教授，还有十五人获得硕士学位，他们是马大浦、白思九、刘同圻、李静涵、肖辅、余泽棠、张一农、吴子方、翁德齐、钟兴正、谢孟明、陶心治、徐天锡、程世抚、陈焕镛。这批饱学之士当中，不少人曾在国内一些著名大学担任教授，或在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研究，在国内农学界享有盛誉。
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
沙塘是一个宁静而朴实的求学之地，老师也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留日、留美、留英的名教授，但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电、自来水和公共汽车，房舍简陋，经费紧缩，不论是生活还是搞研究试验，都有很多困难，但他们长期在这里工作，跋山涉水，田间地头，炎热酷暑，寒风冷雨，从不间断。
王丕建教授有文《刻骨铭心的大学时代》，回忆他在沙塘的求学历程：
当时，广西大学农学院位于柳州的沙塘，离柳州市区有二十多公里，周围都是农村，交通很不方便，学校只有一部校车，每周到柳州一次。全校师生要出去买东西，就全靠这部车。沙塘当地有许多科研院所，如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试验所广西工作站，是广西农业教育科研中心。这里的农业专家也不少，如马保之、黄瑞纶、陆大京、柳支英、孙仲逸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其中有的兼任广西大学教授，可谓人才荟萃。
在沙塘，尽管师生的生活十分清贫，学习条件很艰苦，但是学校的教风、学风和校风十分浓厚。师生发扬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的传统，教学质量空前提高。这是因为人人自知战乱时期读书不易，同学们十分珍惜时光。王丕建写道：
在我们同学中有不少来自沦陷区，就我们畜牧兽医系二年级来说，全年级共十四人，其中福建省六人，广西省五人，安徽省、江苏省和广东省各一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饱受失学之苦，尤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学校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没有电灯，靠油灯照明。日本的飞机还不时来干扰，常常是一节课还没有上完，警报就响，大家只好跑到野外去躲避。仅有的一个图书馆，座位有限，图书也不多。尽管如此，大家的学习劲头都很大，往往为了在图书馆争到一个座位，常常是吃完饭就守在门口，一旦开门，就一窝蜂似的拥进去，抢书、抢座位，埋头看书，认真做笔记。由于同学们学习的气氛很浓，所以学习成绩也很好。记得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大学农林院系学生学业竞赛考试中，我们畜牧兽医系学生代表曾有两年获第一名。
全国大学农林系统学生比赛是在 1940 年，由教育部举办。西大农学院农学系学生代表莫炳权，畜牧兽医学系代表方时杰、李云，均获得全国第一名；林学系获得全国第三名。
西大农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密切结合，成果甚丰。这种教学方法也使王丕建受益终生，并在他日后的教学工作中贯彻始终。他印象深刻的还有“鸡鸣会”：
1939年，学院专门组织了“鸡鸣会”，凡是在农试场工作或农学院任教、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都可以报名参加，不收取任何费用。隔周的周六或周日，由会员做学术报告，有时也请国内外有名的专家教授做专题报告。当时，农学院还与广西农事试验场合办了《广西农业》杂志，每年出版六期，向全国发行，并与国内外有关单位交换，深受读者欢迎。此外，学院还十分重视与当地农民的联系。每年农历正月初五、初六两天，学院都与广西农试场、中农所广西工作站、柳州高农及广西家畜保育所等五个单位一起，和当地农民联欢。内容丰富多彩，设有陈列品展览、农产品比赛、家畜家禽比赛、游艺表演及电影等。沙塘附近十里内的农户，每家派一人参加，热闹非凡。通过这些活动，既可推广科技成果，把技术交给农民，化为生产力，又可增进与当地农民的感情。
1941年至1943年春节，西大农学院与广西农事试验场等单位同当地农民联欢，举办先进农具陈列品展览和农产品、家畜家禽比赛。沙塘、柳城、宜山的农民都赶来参加农展会。西大学子分别带领农民参观并做讲解，把先进技术传授给农友，推广科技成果。
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学生虽然居无宁日，但从来没有放松学习。从上海来的女同学黄仁美、程绪珂等，开始很不适应沙塘的生活，这里晚上没有电灯，复习功课点桐油灯照明。日本飞机不时飞来干扰，常常一节课还没有上完，警报就响，但农学院师生们在流离失所中，并没有放松学习和科研。由于学习时间紧，同学们把平时玩的扑克牌用刀砍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
农学院在沙塘时期，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其中一个叫何康，曾担任过中国农业部部长。在毕业半个多世纪后的 2012年，八十八岁的何康第五次回到沙塘，他激动地说：“要说我做农业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底子就是在沙塘求学时打下的。……当年的条件很艰苦，夜里我们经常烧桐油灯看书，一早起来，一个个鼻孔都是黑黑的。”
▲1942 年畜牧兽医系毕业照。
王丕建记得：在沙塘，农学院的学生不惧生活艰苦，不仅学习刻苦，文艺生活也十分活跃。几个单位经常在一起举行联欢晚会，苦中作乐，自有一番乐趣。
1941年秋，学院进步学生创办了“西农剧社”（广西大学农学院戏剧社的简称），演出《流寇队长》一剧，轰动了整个沙塘。继而，他们又先后上演了《面子问题》《原野》《长夜行》等进步话剧，宣传抗日救国。此外，学生还组织了合唱团，为师生和当地群众演出。有一年，还特邀我国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来演出，其夫人钢琴伴奏。马保之的夫人蓝乾碧女士也即兴为大家演唱了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赢得阵阵掌声，盛况空前。
1942年7月，王丕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推荐到中央畜牧实验所担任技佐。时因战乱，实验所只好搬到四川省荣昌县，安顿在一个寺庙里，不少科研工作被迫停顿。于是他参加政府举办的公费出国考试。于1945年4月远涉重洋，来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进修学习。
四十年后再与美国博士相见
在美期间，王丕建看到美国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场与农业推广站三位一体，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印象很深。最使他终生难忘的是，在康奈尔大学附近的一个人工授精中心站参观时，该站的 Dr.Sali 博士说：“到这儿参观的中国人不少，但回国后都不了了之。而日本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回国后就搞得不错。”也许是说者无心，但听者却是有意。博士的话刺痛了王丕建的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为中国人争气。
▲1945年王丕建在美国留学。
1946年7月，他回到了祖国，在中央畜牧所下属的一个牛场主持工作。
1947年，因政局动荡不安，中央畜牧所准备从南京迁往台湾。就在这时，广西大学农学院院长、广西桂林良丰牛种改良繁殖场场长孙仲逸聘请王丕建回校担任副教授，并兼管牛种场的技术工作。面对母校的邀请，一心致力于奶牛繁殖育种与改良的他，毅然辞去了中央畜牧所的工作，带上新婚不久的妻子来到广西。妻子陈菁莪，出身华侨世家，194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后在中华民国政府审计署工作。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辞掉待遇不错的工作，离开大城市南京，跟随丈夫在条件艰苦的牛种场安下了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牛种场和广西家畜保育所合并为广西畜牧试验场。
▲1947年王丕建夫妇合影。
1951年秋，王丕建担任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畜牧系搬到广西畜牧试验场，实行系场结合，将试验场所作为老师教授课程、学生学习新知的大舞台，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实践第一线；教师兼试验场的生产和研究工作，试验场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试验场的技术人员也为学生上课。王丕建认为，只有走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结合的道路，教学水平才能提高，科研才有生气，生产才能发展。这种认识后来成为他几十年来的基本指导思想。
人工授精和繁殖改良技术，虽然在我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已开始有人进行尝试，但数量不多，范围很小。1952年，中共广西省委因为本地黄牛严重退化的情况，决定从广西农学院、广西畜牧试验场、桂林农林工作站等单位抽调十八位同志，组成工作组，开展黄牛的人工授精工作，由王丕建负责，并立下军令状：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此时，正值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之际，不少教师联系到条件好的学校工作。他作为一名外省籍教授，何去何从，思想斗争很激烈。再加上农村刚土改不久，社会秩序不太稳定，农民对科学技术将信将疑。工作组成员的经历、作风、业务基础各不相同，工作起来难度很大。面对这艰巨的任务，他决定留在广西，为发展畜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带领工作组的人员，不管寒暑风雨，奔波在田间、牛舍和牧场三者之间。为了争取时间，他还学会了在山间崎岖小路上骑自行车，一次不小心，连人带车掉下河，险些被河水冲走。就这样，他们走村串户，跑遍了桂林良丰、会仙等八个乡五十四个自然村，深入农户，反复宣传科学知识，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在提高农民认识的基础上，他们采取果断的措施，将本地公牛阉掉。然后用荷兰、杰西、爱尔夏及短角四个品种公牛的精液为本地母黄牛输精。同时摸清当地黄牛发情规律，发明了鲜牛奶作精液稀释液的技术，解决了人工授精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经1953年1-9月试点，共输精316头母牛，受胎率74%，大大改变了当地“黄牛小如狗，一担挑两头”的状况。由于杂种牛产奶量高，促进了当地奶牛业的发展。桂林郊区开始有农民饲养杂种牛，生产鲜奶出售。南宁红星奶场等一些奶场也采用杂交办法，繁殖杂种牛，建立奶牛群，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王丕建工作照。（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广西的成功经验引起了许多兄弟省份的重视，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乃至邻国越南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急需大力发展养猪，以满足人民生活之需。为解决因猪的体型大小悬殊而交配困难以及直接配种容易传染疾病、繁殖率低等问题，他和助手周歧生等人开展了人工授精技术试验。他们经过反复探索，提高了种公猪的配种效率，使一头种公猪可配母猪780—1298头。
到1957年，广西已有45个县（市）529个乡开展了猪的人工授精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当年约有3.5万头母猪受胎。为了推广这项工作，他们先后举办了十几期训练班，把技术教给群众。王丕建还专门撰写了《猪的人工授精》科普小册子，由农垦出版社出版。1958年，广西共建立了194个人工授精站，输精员达1500多人，输精母猪6.1万多头。这一年，农业部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召开了猪的人工授精现场会议。
王丕建还应农垦部的邀请，到黑龙江等地的国营农场开办培训班。途经北京时，农垦部王震部长专门接见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对他多有嘉许。其实，王丕建当时已是四十出头。
1964年，他到广西玉林等地区100多个生产队，对当地主要地方品种福绵猪的来源、体质外貌、身高体重、选种繁殖、饲养管理及生产性能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被调查的可繁殖母猪达2113头，占当地全部可繁殖母猪的69.8%。在此基础上，他们引进长白猪、约克夏猪，通过人工授精与福绵猪进行杂交改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74年，广西开展猪人工授精工作的公社占全自治区公社总数的60%，授精母猪占可繁殖母猪的30%。猪人工授精工作由点到面，很快在全国普及。
这项成果不仅得到国内同行的公认，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气。中国农业部总顾问、苏联专家列别捷夫来广西视察工作时，特别抽时间到桂林人工授精站了解情况，看后十分满意地说：“你们猪的人工授精工作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专家回国后，还将广西开展此项工作的情况刊登在有关杂志的重要位置上。
事情往往有凑巧，距1945年王丕建到美国进修40年后的1984年，王丕建到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再次见到了当年批评中国的Dr.Sali博士。听到来自中国科学家的情况介绍，美国博士对王丕建深为赞许，并对中国开展猪的人工授精工作已走在世界的前列感慨万千。
水牛是南方主要的役畜，也是产奶的主要牲畜。为了改良广西本地水牛生长缓慢，产奶量低的缺点，广西于1957年从印度引进摩拉水牛35头，和本地水牛杂交。为了克服本地水牛繁殖率低的问题，从1961年起，王丕建领导的人工授精站又开始研究本地水牛的繁殖生理性能以及水牛人工授精技术。经过无数次试验，使本地母水牛人工授精受胎率从1958年的55% 提高到1977年的64.34%。他还首次在国内提出种用公牛后裔测定方法，先后写出有关水牛人工授精的系列论文六篇。
1978年，他和周歧生、刘振华等三人应邀到印度，参加联合国农业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水牛繁殖及人工授精学术研讨会，会上宣读了《中国沼泽型水牛及其改良》一文。
▲1978年王丕建在印度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
他的研究成果同样得到了国外同行的肯定，1978年至1988年，他先后参加了在印度、埃及、美国和爱尔兰等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1985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国际水牛大会上，荣获“科学先驱者”奖状和奖章；1994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其传略收入《国际名人录》。
薪火相承，言传身教育新人
王丕建自从教以来，一直认为对学生不应该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大胆的创新精神，正确的人生追求。
他经常教导学生，治学要严谨，科研要务实，并且身体力行，他强调：“要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对那些留学国外的学生，他经常写信去了解生活起居和学习情况，勉励他们既要瞄准世界的科学前沿，又要结合生产实际，准备回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为了让他们安心在外学习，对他们在国内的家属也经常问长问短，帮助解决困难。在他爱国敬业精神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不仅按时回国，并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曾任广西大学副校长的卢克焕教授，是著名的动物繁殖专家，被外界称为“世界试管牛之父”。1968年他在广西农学院毕业，1978年从上思的昌敦农场走出来，考取王丕建教授的研究生。在王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获得硕士学位后，前往爱尔兰国立大学都柏林学院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至2001年，在爱尔兰、新西兰、英国、美国任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牛的体外受精和性别控制研究，1988年在世界上首次研究成功完全体外化试管双犊牛，生产当时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试管牛群，建立一整套体外生产牛胚胎的技术体系，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回国后，他在2006年研究成功世界首例分离xy精子性别控制试管水牛双犊。1987年底，爱尔兰利用卢克焕的成果，建立了世界第一家利用体外受精技术工厂化生产牛胚胎的公司，并聘他为公司技术经理，称“无法找到任何人来代替他的工作”。
在与公司签约时，卢克焕约法三章：一是每年接收广西派去6名研究生，费用由外方负责；二是该研究室所取得的成果，可以带回中国使用；三是卢克焕每年回国两次，每次用一个月指导农学院的研究，费用由外方支付。后来，他利用这个协议培养了包括石德顺、蒋和生等在内的许多突出人才。
“生当作人桥”，卢克焕一直把此作为人生信条，他说“这些年我一直从很多人搭的桥上走过。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座桥，让更多人安全、放心地从上面走过。”而王丕建教授就是卢克焕教授人生走过的一座很重要的“桥”。
▲1985年王丕建在埃及国际水牛大会上获奖。
卢克焕教授在回忆当年写硕士论文的时候说：“王丕建教授就我的论文设计，曾经与我讨论三次，并为我修改三次。我在玉林地区做试验时，他不辞劳苦，亲自跑到现场指导。论文写完后，王教授核实数据、斟酌词句，又反复修改三次，才最后定稿。在王丕建教授的严格要求下，努力研究科技成果，如同薪火相传，代有能人，一批又一批学生成为跻身高科技领域的优秀人才。”
现任广西海洋和渔业厅厅长的蒋和生，1983年7月在广西农学院毕业时，王丕建将他留下来当教师。1998年，又是王丕建教授推荐他给卢克焕老师当学生。在王教授的极力推荐之下，他步卢克焕老师的后尘，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读博，回国后主持水牛体外受精技术的研究，1993年成功生产出全国第一头试管水牛，居世界同类技术指标前列，并承担了多项科研课题，取得了十多项科研成果。当笔者采访蒋和生时，他说，没有王丕建教授的爱才推荐，就没有他今天的仕途；没有卢克焕老师的培养，就没有他今天的科研成就。
有一次，蒋和生陪王教授到自治区畜牧局汇报要加强广西黄牛品改时，亲眼看到老教授流着眼泪，请求政府重视牛的品改工作。就在他病危期间，仍没有忘记广西的牛品种改良工作，在病床上还希望蒋和生在未来工作中注重抓好广西的牛品改工作。在王丕建教授去世之后的十年里，广西牛品改工作在时任科技厅副厅长蒋和生的积极推动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培养出上千名的人工授精技术“枪手”，并建立全区三十多个牛品改基地，在广西形成了“黄牛改不改，相差五百块；水牛改不改，相差一千块”共识。
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的石德顺，是王丕建教授的研究生，也是卢克焕教授的学生。他在广西农学院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取得博士文凭后，不等参加毕业典礼便回到国内，主要从事动物生殖调制和动物克隆等研究与开发。2005年3月17日，世界首例成年体细胞克隆水牛终于成功生产（受精卵冷冻保存的试管牛和体细胞克隆水牛），这是中国首例胚胎细胞克隆牛；同年10月，首例成年体细胞克隆黄牛以及一对体细胞克隆水牛“姊妹花”，分别在广西大学动物繁殖研究所诞生。于是，石德顺被称为“克隆水牛之父”。
▲1999年王丕建在西江农场考察。
由于王丕建教授经常接触生产实践，对生产情况较熟悉，因此在教学中比较容易理论联系实际。1978年，他作为全国高校统编教材《家畜繁殖学》的副主编，在教材中体现了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思想。该教材1992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
他常说，要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1978年，广西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动物繁殖学、传染病与预防兽医学两个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成为广西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学科。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从1984年开始，他又把培养人才的眼光放到国外，想方设法积极选送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到国外深造。同时，在国内建立实验室，结合国内的情况开展研究，承担国家“863”项目。由于该学科基础扎实，科研成果丰硕，已成为国家“211工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学科。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还成为广西大学首批博士点之一。
▲1992年与沙塘老校友合影。（从左至右：周维诚、王丕建、原农业部长何康）
由于王丕建在教育和科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1989年被评为国家长期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并做出较大贡献的老教授；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勋章。
奋斗不止的晚年生活
王丕建曾经担任过全国人大第五届代表；广西政协第一、二届委员，第五届常委；民盟中央第四、五届委员，第六、七届参议委员；民盟广西区委第五、六届常委，第七、八届顾问；国家科委畜牧专业组组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中国农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繁殖学会常务理事；广西农学会副理事长；广西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广西畜牧兽医》期刊主编、名誉主编；《国际水牛杂志》（英文版）编委；国际水牛协会常委等职。
1987年退休后，王丕建仍念念不忘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的培养，念念不忘广西畜牧业的发展。1988年7月，王丕建应邀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国际家畜繁殖及人工授精学术会议。他抓紧考察了该国畜牧业发展的情况，回国后写成了《爱尔兰共和国畜牧业考察报告》。上万字的翔实内容介绍了爱尔兰畜牧业的情况，对我国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他眼睛患白内障，看书写字都不方便，但仍勤奋笔耕，退休后还发表了九篇文章。他八十岁高龄写的《发展养牛向科技要效益》一文，被评为“中国‘九五’期间优秀科学技术成果”。1996年，广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王丕建论文选集》一书，集他毕生著作的精华。
2001年11月24日，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他，准备再次和学院的同志到县里考察之时，却住进了医院。住院后的第十天，医生为他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出院后，他抓紧时间整理过去留下来的资料，没料到此时癌细胞已经转移。2002年5月8日，他再次住院。领导和同志们去看望他时，他谈论最多的还是工作，这是他所钟爱的事业。
2002年6月24日，王丕建带着对事业的一片眷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他的告别会上，四百多名与会者无不为之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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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广西大学
编辑丨陈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