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广西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学界才俊、政界栋梁、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类建设人才。广西大学在90周年校庆之际，特推出“九秩情缘——西大校友回忆录”系列推送，记录历届西大校友对曾经校园生活点滴回忆，感受广西大学九十年来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积淀。

庄炎林，国立广西大学经济系1941级学生。解放前历任中共广西大学支部副书记、书记，广西省委政治交通联络员，中共桂林市工委书记，上海华侨通讯社记者，上海《经济周报》责任编辑，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秘书处负责人，《上海人民》报总编辑。解放后，历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文教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晋江县委书记、县长，福建省闽江水电工程局党委第一书记，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代表，对外经济联络部办公厅主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等职务。2015年9月2日，庄炎林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941年在广西大学读书时的庄炎林。

布局长远 为国育才（代序）

年少有志，满腔热血为报国

真的是时光飞逝，一转眼广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我也是一个九十有七的老人了。找到与我同年级、同年龄的校友并写回忆文章，恐怕很少很难了，所以编者要把此文作为序，这是我的荣幸。尽管回忆当年在母校的过往已经有些费力，但我还是愿意去努力回忆一些零散的印迹，为西大的历史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进入广西大学之前，我曾是第三届广西抗日学生军的一员，在桂南昆仑关前线参加抗战，学生军解散后，我原要去华东新四军，后接受地下党同志的意见重返桂林中学读书。1940年9月经中桂林市委领导人黄嘉同意批准入党，12月21日举行宣誓，入党介绍人是陈奕江，监誓人是卢蒙坚。当时地下党组织吸收党员不仅要求思想进步，成绩优异，而且要求综合能力强，在同学中有威信，能团结群众。1941年夏天，我高中毕业时因成绩突出可直接保送就读广西大学。党组织原本是打算安排我进入桂林市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后因广西大学有些学生党员毕业要离开，组织工作亟须加强，而我可以免试入读广西大学，所以党组织又改变决定，派我去广西大学读书和做学生工作。

西南联大大家都知道，但是当时的广西大学在中国也是赫赫有的，我们的创始校长马君武和原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齐名，被称为是 “北蔡南马”。如果说西南联大是A，那广西大学可以说是A-。特别是日本占领香港以后，很多原来在香港的爱国进步人士如何香凝、千家驹、田汉、欧阳予倩、高士琪等等来到桂林，还有许多著名的教授来广西大学讲课，所以当时广西大学的影响力非常大，能够进入广西大学读书非常不容易。

入学前，在暑假期间我参加了中共广西省委在桂林举办的干部培训班集训，学员都是广西大学和桂林中学的党员，讲课的是省委和市委的领导。尽管当时正处于抗战的艰难阶段，但是我们都坚信抗战一 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党组织为了日后的长远考虑，需要提前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储备人才。当时广西大学党的工作直接归省委领导，不归桂林市委，足见党对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一开始由省委副书记苏曼负责，后面是由省委书记钱兴负责。党组织要求党员多联系群众、接触群众，在群众当中建立起威信。在学校里做地下工作、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习好，因为成绩好有助于建立威信。我学习成绩比较好，也爱好和擅长体育运动，这更有利于联系众多同学和群众。 

在广西大学我读的是经济系，在桂林中学我是学理科的，读经济系属于理科转文科。一个是因为个人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另一个是相信抗战一定会胜利，国家建设也需要经济人才。果然，我在上海解放之前办《经济周报》的时候，就用到了所学的知识。我在《经济周报》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金融经济政策坑害人民群众。解放后，我在广西大学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参加引进外资合作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

漆琪生先生是我在广西大学时的经济学教授，主要讲授的是农业经济学和货币学。漆先生对《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曾经写过不少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不允许公开讲《资本论》的。当时广西大学的学习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还时常去听政治系的课。卢蒙坚是政治系的学生，第一学期他是广西大学新生支部的书记，我是新生支部的副书记，第二学期他任西大特派员，我任支部书记，张伟贤任副书记。 

我在广西大学每一门课的成绩都不错，较好的一门是英语。因为我小时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生活和读书，殖民当局查到我父亲庄希泉因反对新马英殖民政府对华侨教育的苛刻条例，被驱逐出境。我从中国来，虽然才13岁，也被认为是危险分子，不准我进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于是我就到马来西亚的英文学校学英语。在广西大学，我曾经用英文出过当时很有影响的壁报，有一期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孔二小姐与狗》，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战艰难时期的腐败现象，轰动一时。后来英语几十年都没有机会使用，直到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与外方谈判时才重新把英语用起来。 

游泳是我最爱好和擅长的运动，特别是蝶泳在当时的内地还很少有人会，我是在香港学的。那时候没有什么游泳馆，在校园里有一个露天的大池塘，水质特别好，面积也很大，水很深，大家都是在池塘里游泳。没有跳台，我们就爬到池塘边的树上往下跳。有一次学校举行游泳表演比赛，我还应邀表演了蝶泳。除了游泳，单杠、双杆、吊环也都很在行。练好体育，有时候还能派上大用场。特别是抗战时，有一次我率领中共抗日临阳联队，联队长黎禹章等八个主要骨干被敌人包围，要抢渡恭城河突破封锁线，上下渡口的渡船全被敌人占领。 水性好的我半夜游到对岸找到一个半沉半浮的破竹排，一次一次游泳推竹排，把八个不会游泳的同志连人带武器全部顺利渡过河。我虽劳累过度口吐鲜血，但整个队伍终于安全突围。解放后擅长游泳的我多 次在组织抗洪救灾中也都发挥了作用。1954年贺龙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当时我是福建省青年团省委书记兼体委主任，被选为代表团成员，在参观考察中贺老总常点将： “小庄来一个”，要我同苏联朋友切磋体育，他下黑海游泳时由我负责保驾。

广西尽管当时曾被称为“模范省”，桂系政府当局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一些矛盾，所以广西大学的氛围起初还比较宽松，校园里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活动，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始终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党派的活动主要是老师、教工，对学生的影响力有限。进步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写壁报针砭时弊，对广西国民政府的行为不全是批评，也有表扬。 

除了学习外，更要积极做好党的工作。开学的时候，有些学生从广东转移过来，因为广东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所以广东的学生地下党员无法转移组织关系，这就需要进行谈话、甄别，重新入党。我们在广西大学不仅联系、发展了一批党员，还培养了一批由我们联系和教育的积极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的表现非常出色。比如，我的同班同学周福成（后改名周毅之），他是我培养的积极分子，当时还没有入党，后来在北方入党。周毅之发展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入党，后来又同傅冬结了婚。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过程中，周毅之和傅冬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说起来北平的和平解放里面还有广西大学校友的一份贡献。 

那时在广西大学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是“拒高运动”。1941年8月，恰逢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右派思想的高阳担任校长，来加强对广西大学的监视、控制。因此，大部分师生对此表示很不满，一部分学生组织起来到校门外举行抗议活动。学生们的抗议活动还比较温和，没有任何激进的行为。但是国民政府非常心虚，竟然派了一队宪兵武装护送高阳到学校上任。事后，学校处分了一批参与“拒高运动”的学生。 

1942年，由于领导广西省委的南方工委遭到破坏，曾与之联系的梁耀宝被捕叛变，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就是桂林“七九事件”。梁耀宝曾经担任过广西大学老生支部的书记，所以对广西大学党员的情况很了解。党组织及时决定和通知所有可能被叛徒出卖的党员进行撤离。个别人想不通，好不容易进了广西大学，却一下子要撤 退。我在1941年暑期省委干训班和梁耀宝在一起。他任党支部书记，我任副书记，彼此熟悉，所以我在布置其他同志撤退的同时，自己也必须马上撤离。我个人心里也是很舍不得，但必须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在撤退的学生党员中，有一部分转移去了广东的中山大学。 

从那次被迫撤离广西大学到后来再回母校参观，中间间隔了几十年，这时已是改革开放以后了。我对广西大学的感情是很深的，广西大学在北京的校友会一成立就邀请我参加并选举我当校友会荣誉会长，我每年都参加校友会的活动，每次都把最新印有健身、养生体会的名片送给广西大学的校友们。广西大学从一开始建立就很不错，在抗战期间能够坚强地坚持下来就更加不简单。后来又经历了1953年的 “校院调整”，一度停办。能够恢复广西大学非常不简单啊。韦国清给毛主席打报告，毛主席批示：“还广西一所大学”，广西大学才得以重建。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壮族同胞的比例很高，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有广西大学这样一所好的高等学府，尤其是广西大学有特色、有传统，还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 

▲庄炎林（左二）携夫人杜豫（右二）参加广西大学北京校友会年会。左一 为现任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右一为曾任广西大学校长的郑志鹏。

广西大学应该越办越好，而且应该根据历史、地理和人文发挥它的特色。比如，从地理上来看，广西是西南地区一个陆海兼备的对外交往出口，通过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广西这些年获得了较快发展。广西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贫困，未来还需要抓紧“一带一路”的机遇，不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广西大学要布局长远、为国育才，新的广西大学的学生，应该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不忘初心”。要继承我们过去好的历史传统，好好学习，为发展广西、振兴中华发挥更大地作用。 祝敬爱的母校广西大学发挥特色、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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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广西大学

编辑丨陈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