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广西大学在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文章，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刘仙洲：著名机械工程学家

刘仙洲，原名鹤，又名振华，字仙舟。1890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出生在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唐兴店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秉钧，务农，懂中医，常为乡人配方施药。刘仙洲七岁读本村私塾，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1907年，他考入保定崇实中学，入学后他勤奋好学，且富有爱国热情。

这一时期，正处于甲午战争之后。刘仙洲受《民报》《天讨》《革命军》等革命书籍的影响，也受到人民奋起反抗的爱国主义感染，于1908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同年秋，他因发动和领导学潮，被崇实中学开除。后转入同盟会成员主办的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曾与进步同学组织成立了“共和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刘仙洲积极投入保定一带的革命运动，曾先后参加燕晋独立及石家庄一带的武装暴动。他曾试图带领革命同志试制一批炸弹，谋炸京汉铁路线上的唐河铁桥，以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军，但因炸弹威力太小而失败。

1913年春，刘仙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夏天获得直隶省官费，入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习，1918年夏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香港大学工程学士学位，后经伦敦大学审查被评为“头等荣誉”。从香港大学毕业返回天津后，刘仙洲应聘担任直隶工业专门学校的教员。回到保定后，母校育德中学要求他担任机械学科教员，虽然月薪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但“因忠于母校，表示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组织贫苦有志的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育德中学受委托成立勤工俭学预备班，并附设实习工厂，组织旅法青年学习法文和机械学科。刘仙洲任教三年，讲授机械学、蒸汽学、机械制图等课程，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都曾是这个班第二期的学生。

1924年8月，刘仙洲到天津任北洋大学教授、校长。他锐意革新，提出扩充计划，决心造就“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基础，聘请了留学归国的茅以升、石志仁、周承佑、侯德榜等中国著名学者专家任教。但北洋军阀当时忙于打仗，四年仅发给两年的经费，导致学校经常发不出薪金，校长与师生经营惨淡，难以实现雄心抱负。

1928年，他出任东北大学教授、机械系主任；1932年，受聘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教授，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强占北京为止。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周担负十二个小时的授课任务，总是黎明即起，遇到比较复杂的图，他总是提前到教室画好。他认为，严谨的科学作风是一个工程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因而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他对机械系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被称为“工程界的老前辈”“中国机械学的老学者”“中国机械工程界的先进”。

他除了一丝不苟地教学之外，还不知疲倦地致力于出版学术著作，编著了我国第一批大学工科教科书。

二十世纪初，我国大学的工科校、系，多延聘外国教师，采用外文教材，中国教师讲课亦多用外语。刘仙洲认为，这种情况将使我国工程学术永无独立之期，决心加以改变。1918年，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时，即坚持用汉语讲课，并编出《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等中文教科书；1931年前在东北大学任教时，基本完成我国第一本大学工科教科书——《机械原理》的翻译工作。到清华后，他又编著新教材多种，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并出版的有《机械原理》《热机学》《经验计划》等，为中等工业学校采用的有《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等。

随校南下，结缘广西大学

“七七事变”后，刘仙洲随学校南下，先在长沙“临大”任教，后在广西大学任教。

长沙“临大”是抗战初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往长沙，临时组成的大学，故称“临大”。随着中日战争的不断恶化，长沙也受到威胁，学校决定西迁昆明，后称为西南联大。学校整体搬迁，谈何容易，校址的选择、校舍的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不能立即复课。于是，一些教授便设法在南方寻找一个暂时的谋生之处，以赚取生计。这样，1938年春天“临大”结束后，刘仙洲一度去梧州任教于广西大学。

广西大学原来的校址就在梧州。随着抗日的形势发展，1936年10月校本部与文法学院迁往桂林，先在良丰公园，后迁至李子园。理工学院和农学院仍留在梧州，1937年，农学院迁往柳州的沙塘。1938年夏，日军向华南进攻，广州危在旦夕，梧州受到威胁，理工学院也不安全，屡遭日机轰炸，校舍破坏严重，于是这年10月，梧州的理工学院也迁往桂林。

刘仙洲到梧州的时间，应在1938年春夏之间，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之时。在此之前，西大的校长为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2月，黄旭初以“自抗日军与政务纷繁，未克兼顾”为由，辞去西大校长一职，执意推荐白鹏飞担任。于是省府接受白鹏飞“约法三章”，接任西大校长。

白鹏飞曾留学日本十一年，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广西大学校务长，在西大建树颇多。他到校视事，人事上也有所变动。他亲自兼任文法学院院长，邓伯萃接任该院政治学系主任，王益韬接任农学院院长。

《广西大学校志》1998年版有两段记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广西曾为抗日的大后方，桂林为后方的文化名城，华北、华东等地许多院校南迁，不少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如李四光、李达、千家驹、盛成、王力、刘仙洲等，先后应聘到广西大学任教。一时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活跃，教学水平在为提高。

1938年，在白鹏飞任校长后，延聘了一批知名教授……理工学院的刘仙洲、李辑祥、郭习之、丁嗣贤、洪绅……

这是广西大学校史中对刘仙洲教授为数不多的记载。刘仙洲教授先是到留守梧州的西大理工学院，随后又与理工学院迁到了桂林。

学生张孝钲，是广西大学1943年入学的机械系学生，多少年后在回忆中还提到刘仙洲教授：

西大当时最大的优势，一是搬迁少，图书、仪器设备完善；二是名教授多，教育质量高；三是科院各研究所的先生包括李四光所长都在西大兼课。我们机械系刘仙洲教授即是国内最有名望的，我们大一时系主任竺良甫先生授应用力学，工学院院长笪远纶先生讲工程画，再热功学则是中科院物理所施汝为所长讲授的。

教务长汤璪真教授是著名的数学家，曾随校迁榕，抗战胜利后回京任北师大代理校长，他是韶山人，解放后毛泽东曾亲自造访叙旧。故西大当年不但环境好，教学条件、教学水平亦是很突出的，可称最盛旺时期……只是桂林战时生活其实也困难多多，作为大后方重镇，距离战场远，因此人口密集，涌入大量难民，时通货膨胀，物价日益飞涨，以致大众生活窘迫，粮食远较湖南紧缺，人民习惯仅喝稀粥。我们来自鱼米之乡的湘樊子弟，原先食量很大，所以上午常口吐清口水，饥饿难当……

也有史料说刘仙洲在西大的时间是1938年，这与校志所载1937年不同，而张孝钲先生回忆的是在1943年之后。三种说法不知孰对孰错，只好异说并存了。

热爱教学，毕生著书立说

刘仙洲的教学生涯中，除了出色地完成繁重的机械原理等课程教学任务外，还孜孜不倦地编著机械工程方面的书籍和文献，其中一个重要贡献，是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一书。

早年，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许多概念、用语、名称多用外文，其中一些汉文译名更是五花八门，诸如“司不令”（弹簧）、“猪拱嘴”（排障器）、“吊死鬼”（月牙板）等；又如现今已通用之“泵”（Pump），当时有“恒升车”“运水器”“邦浦”等十几种译法。1928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曾编印过一本《机械工程名词草案》，但仅两千余词。1932年秋，刘仙洲受中国工程师学会委托，在校内外青年教师的协助下，本着从宜、从熟、从简、从俗的原则，着手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共一万一千余词，初版于1937年7月印行，不数月即告售罄。1936年5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在杭州召开成立大会，把“审定机械工程名词”列为重要会务之一，委托刘仙洲先生再编订《机械工程名词》一书。他在校内外多人的协助下，在暑假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完成。新版约有两万词，除对普通机械工程名词有相当之增补与订正外，对于机车及航空两类有关名词增加尤多。

刘仙洲致力研究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并有许多创见。他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依靠外国是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国之利器”不以示人，能够买与仿造者，已为他国之二、三等产品，又何以能与之并驾齐驱？

他在教学之余，致力于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1933年搜集并研究了大量文献，写出了《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1935年春，又整理发表了《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文中指出：早在公元725年，我国唐朝一行等人创造的水力天文仪，已经能够利用水轮转动机械，制造精密复杂的齿轮轮系。1937年6月，刘仙洲又在《清华机工》月刊第一卷，发表了《三百年前中国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王端公传略》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王征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一文。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从未间断过对我国机械工程发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当时师生过着十分艰苦的物质生活，但“尽笳吹，情弥切”。刘仙洲和大家一样，认真教书，严谨治学，一直坚守岗位。他除完成教学任务并开出“气阀开关”等新课外，仍致力于教科书的编著。《热工学》、《画法几何》（与褚世荃合编）、《气阀开关》（与曹国惠合编）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中国在热机历史上的地位》（发表于1943年《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十八号）和《三十年来的中国机械工程》（与庄前鼎合著，发表于1946年8月出版之《三十年来的中国工程》）。

刘仙洲生长在农村，少年时曾参与农事，因此他非常关心农业的技术改造，长期从事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1920年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任教时，曾试制过两种小车。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研究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1942年，他在《中国农器改进问题》一文中，反对一味抄袭外国的大型农业机械，主张结合我国农村经济情况改良畜力机械，使机械部分符合机械学原理。1946年3月，他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回国后曾在中国工程学会上，做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二十多万字的《农业机械》，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讲授。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清华。当时，国民党政府要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他眼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私心以为在我的一生中，国家是没有改好的希望了，再写五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他借口眷恋“清华学术风气浓厚”，拒不受命，他亲笔写的拒绝赴任的“快邮代电”保留至今。

勤于笔耕，成果颇丰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仙洲历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等职。1955年10月，六十五岁的刘仙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仙洲虽然担负了繁重的教学领导重任和众多的社会职务，但仍勤奋不懈地进行我国机械工程史的学术研究，严谨笃实，一丝不苟。1953年和1954年先后发表《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中国在传动机件方面的发明》等文，论证公元二世纪后，汉张衡即开始用水力作为天文仪器的原动力。1956年，他又在《中国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中指出：当时张衡极可能采用了齿轮系和凸轮等较复杂的机械装置。他的这篇论文在同年意大利举行的第八届世界科学史会议上宣读时，得到与会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赞同。

1961年，他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周年年会提交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的初稿，并于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他又完成了专著《中国古代在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整地机械、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农村交通运输机械等方面的发明创造。1970年，刘仙洲提出一份《对我国工科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

在八十周岁生日那天，他拟定了一份《我今后的工作计划》，附有《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共十章的详细目录，准备尽快完稿。他勤奋不懈，直到逝世前还在医院的病床上，用放大镜一字一句地阅读文件，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修改文章。

理工结合，提出创新主张

刘仙洲关于理工结合的思想，见于他就任北洋大学校长的第二年即1925年，他在校庆三十周年时所提出的今后十年将来理想扩充计划中。

北洋大学创办之初设工、法两科。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接受蔡元培的建议，将北洋法科调归北大，把北大工科归并于北洋。北洋大学工科由此得以加强，但理科依旧较弱，刘仙洲认为这种状况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学校的发展。他认为：

工科为理科之实用，理科为工科之根基（有时虽不能尽谓其如是，然至少有大部分相互关联），理科之主要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等，倘工科学生对之有良好成绩，则其工科课程必易达于高深。工科之主要设备如机械、仪器、电机等等，倘理科学生对之有充分参考，则理科课程必更为切实。

盖工科同时兼办理科，则凡工科各学门之根基可由理科教授担任之，其程度自易于提高。凡理科各学门有须借实物以证明者，可由工科之设备参考之。其观念自易于明了也。

因此，他计划通过十年的努力，使北洋大学从单一的工科大学，变成为拥有土木、采冶、机械、电气四个工科学门和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四个理科学门的理工大学，以“造成‘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始基”。

理工结合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之一，它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及工程技术对基础科学的依赖日益强烈的科学化趋势，这是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在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工科与理科，理科与医科、农科，学术有密切之关系”，但对理工结合这一当时还未凸显出来的趋势，鲜有刘仙洲那样明晰的认识，甚至像蔡元培那样执教育界牛耳的大师级人物，当时也仅强调文理沟通，对理工结合未形成明确的见解。那时蔡元培主张“学术分校”，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学也”“法、商、医、工，术也”。他主张“大学专设文理两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虽然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反对“重术轻学”风气之意，但与大学设科文理工综合化的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后来蔡元培也认识到了“学术分校”的缺陷，对自己的主张有所修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照搬苏联高校的学科设置模式，理工分家，使工科院校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科院校开始注重发展理科，虽已付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相当进展，但时至今日，此类院校“工强理弱”的局面还未根本改观。可见，刘仙洲在九十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理工结合这一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主张创办理工大学，实属难能可贵。

创意迸发，提倡工读协作

“工读协作制”的基本精神，就是工业教育要理论结合实际。刘仙洲先生在教学时，常引《公羊传》的名句云：“巧心劳力，成器物曰工”，认为这是对“工程”下的最好的定义。他说，只“巧心”而不“劳力”，是只有学理而无实验，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理论的工程家，可以写文章，可以勉强教书，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难免不切实际；只“劳力”而不“巧心”，是只有实验而无学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熟练的老工匠，可以按图制造，可以照着仿做，但一问其所以然，则茫然不知所对。

怎样才能做到既“巧心”又“劳力”呢？他的方法是要学校与工厂协作，学生在学校学理，在工厂做实验，把学校和工厂合成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学生所做的工，力求和他所学的课程有关系；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他所做的工相接近。他深信这是造就工业人才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制度与方法。

他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可以有四种好处：第一，各级工业学校可以减收昂贵的费用，清寒而聪慧的学生得有入学的机会；第二，因为一入学即须做工，那种注重学理、轻视实习、自视颇高、不愿向工人请教的传统陋习，可以得到改变；第三，各级工业学校毕业生的出路可以得到拓宽，减少“毕业即失业”的虞虑；第四，各级工业学校的实习费和设备费的开支，可以大大减少。

他主张“工读协作制”，不是片面强调生产劳动，而是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所以，当1958年秋，党的教育方针受到过“左”倾向的干扰后，他对于那些过“左”的口号（例如以生产为主）、过“左”的行为（例如大砍理论课程，甚至只要学生单纯的体力劳动、整个学期都不上课等），就持有异议了。他在各种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意见，说：“学校总还是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学校、工厂、科学院各有自己的主要任务，应该有所分工，不能不分主次地同时都搞教学、科研、生产这三项任务。”这些意见，在当时是很不合时宜的，但是他襟怀坦白、是非分明、直言不讳，历史最终证明他的批评意见是对的。

刘仙洲一生在教育界工作五十七年，教学之余著书二十种，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共三百多万字，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巨大。刘仙洲晚年曾用六个字“读书、教书、写书”来概括自己的一生。他生前藏书上万册，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

1975年10月16日，刘仙洲因胰腺癌不治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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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广西大学

编辑丨陈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