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妹妹生活在同一座小城，小城之小，有一段时间，曾经晚饭后都能绕小城最外围的环路徒步一圈。小城分割成无数更小的格子，她住城东，我居城西，我俩囿于其中，如一尾鱼。鱼缸外的世界，清晰辽远，惯性使然，桎梏了触碰或者穿越那层透明玻璃的念想；貌似自由着，实是在狭窄的日子里小心翼翼腾挪转折。和妹妹的交集，只是偶尔约定一起回故乡看望年迈的双亲。

约定神圣而庄严，电话里窃窃私语，害怕走漏风声，像是为某次活动事先举行的神秘仪式。“两个月没回故乡了，回去看看？”我问；“给咱娘买了一件棉袄，送回去试试合身不合身。”她说。回家的理由低如尘埃，似乎没有这些简单的理由就挤不出时间而搁浅；如此可以抛却工作，放弃约会，走得理直气壮，了无牵挂。

约定如火柴，一点就燃。滚烫的血液疾驰全身，连汗毛都是暖洋洋的。迫不及待把这个“伟大”的即将实施的计划电话告诉父亲，父亲再说给耳背的母亲。想象中，母亲喃喃自语，又说给家里养的鸡，说给墙上挂着的玉米棒子，玉米棒子说给多嘴的麻雀，母亲的神情，一定饱含炫耀般的沾沾自喜。

到家那天，老爹老娘铁定站在路口，像路标一样坚定，明了，任寒风摇晃。靠近，再靠近，还没下车，他俩等待中蓄势的含苞欲放终于灿烂盛开。我和妹妹，则像极了春风化雨。

迎接我的，还有狂吠不止的京巴。它是一条流浪狗，早年父亲收留了它。对它来说，我和妹妹确准无疑是入侵者，它更懂得，家不仅仅是对肉体的遮风挡雨，还是心的归宿。这些，我比京巴懂，但是我还在流浪。鸡开始惶恐地乱叫，院子里的麻雀仓促逃跑，它们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提醒我尴尬的地位——游子呀！

父亲领我上了房顶（房子是平房，便于晾晒粮食），金灿灿的玉米棒子簇拥着，安静地坐在铁丝网围圈成的仓里。父亲黢黑的脸庞泛起红光，他的高光时刻到了。他说，这六仓玉米有一万五千斤。父亲语气肯定，没有用“约莫”一词。父亲惯于卑微地活着，谦虚，谨慎，但是他在儿子面前毫无保留晾晒他的能力、他的收成，像我小时候得了奖状跑到他面前极尽能事地炫耀。

母亲和妹妹在屋里，母亲絮絮叨叨，说某某去世了，某某某去世了……停顿一会儿，她又开始重复一遍。也是，村里的年轻人都搬到城里了，小孩子出生添丁，她不知道。

当然，笑声还是很多。我和妹妹的到来，像一块补丁，缝补了父母四处漏风的身体，给他俩漫长的岁月某一短暂的片段抹上几笔亮色。父亲和母亲何尝不是补丁，缝补了千疮百孔的村庄，时光过滤掉他们的亮丽、温柔和水分，留下坚硬的内核。在时间的见证下，父母成了村庄的一部分，村庄成了父母的一部分，互相搀扶着，屹立着，一起变老。

走时，老爹老娘铁定站在路口，像路标一样坚定，明了。我和妹妹的私家车，扯着他俩的目光越拽越长，直到拐弯处断裂。随即，他俩的心又追了上来……

我用村里的方言，喊了一声“爹”，又喊了一声“娘”。在喉咙深处深深地喊，浅浅地喊……

（刘天文/文）